二、治学之路

从1965年8月到2015年9月19日同学们为我庆祝执教五十周年，我一直从事美国文学、英国文学、加拿大文学(也可以说是英语文学)和西方戏剧教学与研究，从没有间断过。这期间我一共发表了140余篇文章，出版30余部(册)专著、编著和译著等。我深感做学问的不容易，但也深深体会到获得学术成果时的欣慰和快乐。对于读书做学问，我有几点看法和体会，供参考。

1.广泛搜集资料

占有丰富的图书资料是做好学问的基础。我在国外访学期间，到处逛旧书店，买旧书。因为手头经济不宽绰，买不起新书，除非特别重要的书例外。文学书不怕旧，主要看有没有学术价值，只要有较高的学术价值，再旧也买。

在纽约市、多伦多市等多个大城市，书店很多，旧书店也很多，需要你耐心仔细挑选。多伦多市有的旧书店还免费供来买书的人喝咖啡，边喝着咖啡边挑书，颇有一番风趣。有些大书店卖新书，也卖减价的新书。美国著名文学史家埃默里·艾略特(Emory Elliott)主编的《哥伦比亚美国文学史》是一部很有学术价值的巨著,我在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门前的书摊上买到的，新书只有十几美元，算是相当便宜的了。

我买了大批的文学书，旧书居多数。1981年秋天，我回国前，通过海运寄回来了13箱书。我担心难过海关的开箱检查，太麻烦了。巧得很，青岛海关负责人是我们老师张健先生的弟弟。他听说我是他哥哥的学生，只让检查人员打开了一个箱子，象征性地做了“检查”,就放行了。火车托运到济南站，用卡车拉回到老校第二宿舍，装了半卡车，卸在了二宿舍院子里，在场的邻居甚为惊讶。有的说：“郭老师出国发大财了。”我说全是书，他们抬抬箱子，沉甸甸的，才相信了。我感谢学校给报销了一路的运费。

我后来出国，每次都买一批书回来，通过海运或邮局寄回来。1983年春天，我作为美国新闻署国际访问学者访问了华盛顿、纽约、波士顿、芝加哥、休斯敦、洛杉矶、旧金山等多个城市，每到一地就买一批书，非常热情的美国陪同科克伦先生就帮我从邮局寄回中国。这些年来，我一共买了有六七千册文学书，甚至更多。我书房里的书柜装满了，我家的阁楼上、地下室里，还有我的老学生李玲家的地下室 里都有我的大书橱和书箱子。我家客厅墙边，也堆有不少书。我有很多书，心里觉着很踏实，越看越高兴，可随时查阅，自己方便，同学们也可以来借阅。迄今有上百册书，同学们借了未还，但也值得，同学们看了受益了就好，比“躺”在书架上，没有人阅读强，那是“浪费”。我认为，搜集大批图书资料是一个人做学术研究的基础。

2.要甘于寂寞和孤独

只有沉下心来，认真广泛地读书，埋头苦干，刻苦钻研，一字一句地写，才能出优秀成果，这是做好学术研究所必需的。精力不集中，什么也做不成。

头几次出国，都增长了见识，汇集了大量的资料，除了写了些文章，没有出版专著。我感到这样不行，必须坐下来，静下心来，认真撰写才行。1990年9月至1991年9月，我受惠于富布赖特项目资助，到纽约市立大学(The CUNY)戏剧学院做美国戏剧研究。该学院位于纽约市第四十二大街上，是曼哈顿区市中心最繁华的地区，有“不夜城”之称。我把自己关在租的房间里，从不外出逛大街，当然偶尔去学校查阅资料是例外。看书累了，也偶尔去食品店买点食品，这是生活必需的。大西洋赌城是有名的旅游点，离纽约市不远，很多人都去看过，但我下决心一心写书，哪里也不去。一直没有逛过大西洋赌城，我不遗憾。我一心扑在自己的写作计划上，首先完成了《美国戏剧史》初稿，还在剩余的几个月里修改完了《加拿大文学简史》的初稿。回国后，经过加工，先后出版了《加拿大文学简史》(1992)和《美国戏剧史》(1993)两部著作，后来还获了省部级优秀成果奖。

我觉得，集中精力打“歼灭战”有了效果，使我获得了写作的“经验”。1996年9月至1997年6月，我受惠于中加政府文化交流项目，来到多伦多大学戏剧研究中心，研究加拿大英语区戏剧发展史，借鉴从前的经验，集中精力读书写作，只花了六七个月的时间就完成了《加拿大英语戏剧史》的初稿撰写工作。该书于1999年6月由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在前言中我谈到了自己的体会：“在商业化社会笼罩下 的今天，一个人能沉下心来做学术研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只有决心甘于寂寞，甘于孤独，甘于清贫才行。”我认为，当今依然是如此。不过，我还是积极参加各项重大社会活动的。例如，我在多伦多出席了留学人员迎新春座谈会。1997年1月15日，《人民日报》(海外版)报道过此事：“来自山东大学的郭继德深有感触地说，是改革开放的好政策使留学工作向良性循环方向发展，目前国家派出文学、教育、心理、经济、语言等社会科学专业人员出国留学，正说明我们的公派留学生工作有战略眼光，正向更广泛、更深层次的方向发展。”

另外，当时有一件大事惊动了沉于读书与写作氛围之中的我。邓小平先生于1997年2月19日逝世了，这是震惊世界的大事，我赶紧到中国驻多伦多领事馆去吊唁。我还买了一束花儿拿着，在留言簿上写上了：“您的功绩将永载史册，我将以实际行动，第五次按时回国，报效国家，继承您的遗志，把祖国建成一个强大的国家。”我的留言被收进中国教育部办的《神州学人》(1997年第4期)刊物里，这是我没有想到的。随后，因为国内我的两位硕士生等着我回去进行毕业答辩，我就向加方提出报告，说我已完成原定写作研究计划，婉拒了最后一个月的加拿大方面提供的资助金，提前一个月回国了。

摘自《栉风沐雨 灼灼其华——郭继德先生执教五十周年纪念文集》，申富英 李保杰主编，山东大学出版社2017年9月第1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