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艰苦的求学读书之路

我出生在山东省单县城关武圣庙村一个贫苦农民家庭里，父亲郭广金、母亲郭徐氏一生务农，二人都是文盲，连自己的名字也不认识，但他们决心要送自己的儿子去上学。我们的村子叫武圣庙是因为村头有纪念关公的庙，但我记事时，关公的像已经不在了，武圣庙小学就在一座空庙里办起来了。

中华人民共和国刚成立时，政府就派来一位女教师，姓傅，带着儿子一起来教学，动员穷孩子们去上学。我渴望读书，就去报名上学了。我家里很穷，常吃不上饭，母亲心疼儿子。但我安慰母亲说，上了学念书识字就忘了饿了。有时候，中午回家没饭吃，喝口凉水，再去上学。学校刚开办，没有桌子和凳子，只好用木板当课桌，用土坯当凳子。条件虽然艰苦，但我很高兴，因为我识字了。晚上可以教夜校，有用了。因条件艰苦，外地人傅老师走了，后来又先后聘了临庄的黄志学老师和程亮卿老师来任教。他们虽然非正规学校毕业，但教课很认真。黄老师先被解聘的，但他是位很好的老师。他不再教书，回家务农了，我还去他家借了他的一本四角号码词典。随着到别处去上学，我就把词典带走了，迄今未还，感到很对不起他。如果我有机会再回武圣庙，一定去看望我的启蒙老师，听说他还健在。

那个时候小学分初小(1～4年级)和高小(5～6年级)两个阶段。我是在单县城关第三完全小学上高小的，离家远，必须住校。但学校没有宿舍，就住在朱家庙(据说是李自成起义时，把这个家族的人给杀了，他们的后人就建了这座纪念先人的庙)里。那座泥塑旁边摆了一张自带的床，跟人合睡，一个人单睡太冷。我们跟泥塑像并排住，也从没有害怕过。我是在单县二中上的初中，开始也没有正规宿舍，住在一个叫城隍庙的地方。直到上了初中三年级，学校才有了正规宿舍，才有了我的床位。

我母亲非常善良，是一位贤妻良母。我考初中的时候，她在家烧香拜佛，期盼老天爷能保佑我考上。事后我听说此事，还表示不满意，说用不着。当时我哪里理解这是母亲的心意，期盼自己的儿子能如愿。我求学的愿望很强烈，上初中的时候，暑假期间我就回家劳动，帮父母“挣”工分。当时有人问我将来的志向，我就毫不犹豫地说：“上完中学，考大学，将来还要出国留洋。”我当时年纪轻轻，但“雄心壮志”不小。这种志向后来一直督促着我不懈地努力追求上进。我初中期间学习优秀，被评为菏泽地区“三好学生”,被学校保送单县一中高中部学习。但遗憾的是，在我上高中一年级的时候，爷爷80几岁先去世，一个月之后，由于劳累过度和挨饿，母亲也病倒，不久也去世了，那时母亲刚过60岁。父亲伤心过度，生活也不好，在1960年春节期间的大年初四病逝了。一年零一个月，我家三口人相继去世，这对我的思想打击之大是可想而知的，真是晴天霹雳，天要塌下来了。那年清明节，我回家给父母上坟烧纸，没有回武圣庙，从坟地里哭着回学校了。从此，我很少再回“家”。我没有家了，没有父母哪有家，成了“孤儿”。有人劝我高中毕业，找个活干，养活自己，但我初心不改，决心再苦也要上下去。

老天爷不负我的苦心，1960年我通过了夏季高考，考上了山东大学。我中学学的俄语，但在9月初却进了外文系英语语言文学专业。因为英语班人数不够，就把我调到了英语专业。班里大部分同学中学都是学的英语，开学时他们学习比较轻松，我有些吃力。但我不甘落后，何况我还被指定为学习班长呢。几个月之后，我就赶上去了，而且在班里同学中属前列。

我入学遇到经济困难也是自然的，多亏亲戚朋友给凑了几十元钱，这个3元，那个2元。那时工资都很低，但他们的热心帮助，让我过了入学经费这一关。入学之后，学校就“管”起我来了，给了我一等助学金，其中伙食费为11.5元，后来是14元，生活补助每月3元。外文系党总支还申报学校，给我冬衣补助，买了新棉袄，暖暖和和地度过了冬天。

还有一件事，让我终生难忘。教育部来人宣布，我们班有八个人被选中做留学预备生，我也是其中之一。规定在校学一年，第二年出国留学。我们按规定去济南中心医院查了体，还写了各种思想汇报材料。出人意料的是，这个计划被搁置了。1961年，我国受自然灾害影响，还有之前苏联撤退专家等原因，中国遇到经济困难，无力出国培养学生，教育部决定“就地培养”。尽管出国计划暂停，但我感到学校对我的信任、对我的培养下的决心，我心里感到很温暖。

还有一件事是我一辈子不能忘记的，即学校多次破例照顾我。按学校规定，放假期间是不给学生发助学金的，可学校破例给我发，因为我“无家可归”。更让我感动的是，有一年暑假，学校还批准我去山东省图书馆打工一个月，每天1元钱，帮助图书馆整理外文图书，一共挣了30元钱，满够开学时的学费了。要知道那时候是不准学生出去打工挣钱的，说出外打工叫“打野鸭子”。我没想到，学校了解我的困难后，又给我破了例。

环境的艰苦，经济的压力，使我感到上学不容易，因而学习刻苦努力，成绩优秀，多次被评为“五好”学生，受到学校表扬和老教育家成仿吾校长的接见和表彰。在学习期间，我师从英美文学专家黄嘉德教授、英国文学研究专家张健先生、著名英语语音学专家王荣兴先生等多位老师，让我受益良多。他们为人正直，学问功底深厚，是我终生效仿的榜样。特别是张健主任的踏踏实实的治学精神感动着我，使我毕业后决心从事英国文学教学与研究。我改美国文学方向是后来的事。1981年，我从美国进修回来之前，吴富恒校长就写信给我，要调我到美国现代文学研究所来，我才把重点改成美国文学方向，还兼顾着英国文学、加拿大文学和西方戏剧等。1965年7月，我大学顺利毕业。我喜欢教书，申报的志愿是教育部，如愿留在山东大学，开始了我终生从事的语言文学教学与研究事业。

摘自《栉风沐雨 灼灼其华——郭继德先生执教五十周年纪念文集》，申富英 李保杰主编，山东大学出版社2017年9月第1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