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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大学刘森林教授做客东方文化大讲堂
发布时间:2022年11月11日 15:14    作者:姚心语 图 / 文    点击:[]

119日晚,山东大学哲学与社会发展学院院长、博士生导师刘森林教授应邀做客“师说讲堂”、“东方文化大讲堂”通识教育系列讲座,利用腾讯会议线上平台做了题为《上帝之死的后果:以陀思妥耶夫斯基质询尼采》的精彩演讲。来自山大校内外的众多师生远程聆听。

讲座由山东大学东方文化研究中心主任、特聘教授时卫国主持,他在开场时表明:本讲座是long8唯一官方网站“师说讲堂”2022年第7期、“东方文化大讲堂”通识教育系列讲座第34期。讲座得到了学院领导和在座师生的倾情支持和大力协助,在此向大家表示衷心地感谢。

刘教授开讲后,先行介绍尼采和陀思妥耶夫斯基两位大家,并对启蒙运动的核心理念做简单说明:启蒙运动不止呼唤理性,也呼唤德性。陀思妥耶夫斯基在文学作品中思考的对先行启蒙者可能日益丧失德行的担忧更应得到重视。他和尼采都对崇高价值或基本价值坍塌的“虚无主义”进行反思,并相互矫正与互补。

随后,刘教授援用卡夫卡讲过的雅各布教堂雇佣兵偷盗圣母玛利亚身上金饰品发生痉挛的故事引出“上帝之死”的概念:心中有上帝才会痉挛,心中上帝已死就不会了。对尼采1882年在《快乐的科学》中喊出的“上帝之死”,我们并不能仅从表面上理解,而应该关注其深层含义:上帝作为万能之神是人们借助传统形而上学思维方式塑造出来的,并为其提供合法性论证的。上帝之死不仅是指我们不再信奉这样的神灵,而是指它所代表和象征着的神圣、崇高的价值体系坍塌了、失效了,塑造和为之做出论证的传统形而上学思维方式也无效了,人们必须要转向一种新的思维方式和论证方式。


接下来,刘教授详细介绍尼采的“上帝之死”。古希腊人为了消除对异在他者的恐惧和焦虑提出了理性主义、艺术和悲剧三种文化。尼采认为,唯一敢于直面恐惧与焦虑的是悲剧文化,这是出类拔萃者不害怕地勇敢直面他者的优秀文化。苏格拉底的理性主义,虽以理性自居,却蕴含着人最为隐秘的惧怕情感,是中庸者的文化。而原始基督教则用最为简单的方法解释和解除焦虑与恐惧,是底层者的世界观与方法论。“上帝之死”是弱者价值观的暴露,也代表着传统形而上学思想的失效。人们认识到基督教的崇高价值体系实际上是一种虚假的崇高,认识到“绝对、整全、单一的视角在哲学上并不存在”。在哲学上,这个世界并不存在不偏不倚、毫无遗漏全部看清的“绝对真理”,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局限、缺陷和独特性,没有人有资格和高度说自己“看透了世界”。我们每个人,每种文化和各个时代都有自己的缺陷,也不能凭其断言自己对世界失去了希望,不分场合的颓废其实是一种不负责任。


对于尼采设想的“上帝之死”之后的世界,刘教授指出:随着时代的发展、教育的普及,任何人都有实现自身价值的可能性。而尼采提出了“超人”的概念,认为“超人”的模仿对象就是酒神狄俄尼索斯。他有担当,在“陶醉”而非“麻醉”中施展创造,有“大爱”,即能成全所爱者。可以说,“超人”是真正立足大地、认清现实、不受蒙骗并深知自身局限性的人。但“超人”并非指一种人或一类人,而是对人类积极性的一种统称,是所有积极的力的集合。可以说,尼采是从积极的一面看待“上帝之死”,认为上帝死了可以为真正崇高价值的构建奠立根基,有利于人真正崇高价值的实现和“超人”的诞生。如果按照阿伦特的说法将上帝之死后超人的探索其称之为思想实验,那陀思妥耶夫斯基通过一系列小说对上帝之死后最先获得启蒙者的所为是更有意义的思想实验。


刘教授接着介绍陀思妥耶夫斯基从《地下室手记》《一个荒唐人的梦》《罪与罚》《群魔》《克拉马佐夫兄弟》等几部作品,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观点与尼采相反,认为“上帝之死”有消极的一面。首先是带来现代人生存的无根性,自然之根、人民之根乃至是精神之根都会因此而消逝,进而导致对传统、故国、自身归宿的背离;人们愈发的漂泊不定,精神虚无,以至于像荒唐人那样认为世界空无一物,完全逃避现实,企图在另一个世界追求自己的存在意义。其次,上帝之死带来的第二个消极后果是基本价值的坍塌,它变成所为崇高价值的坍塌更可怕更严重。这从《罪与罚》中的拉斯柯尔尼科夫为了公共善坑害老太太、《群魔》中彼得·韦尔霍文斯基为了受到恩格斯批评的所为“革命”坑害同伴、《克拉马佐夫兄弟》中的伊万为了金钱和美色坑害自己的父亲和兄弟越来越严重地体现出来。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探索表明,与其去谈论崇高的价值,不如去探讨道德的底线。对此,刘教授认为,尼采与陀思妥耶夫斯基对上帝有着非常不同的认识。对尼采来说,“上帝之死”让人类认识到了自身的价值,进而催生出了无限的可能性,让 “超人”的出现成为了可能。而陀思妥耶夫斯基则认为“上帝之死”会导致人们思想的虚无,同时还会导致最先看透这一点的“强者”,利用自己的能力或权力压迫弱者。


最后,刘教授总结道:在陀思妥耶夫斯基那里,“上帝”其实有若干种定义,第一种是陷入财富、权力追逐中的基督教的上帝,第二种是根植于人的天性善良和传统文化中、代表人们心中真善美的纯洁的“上帝”。马克思认为“上帝”没有那么容易死亡,但无产阶级应当容易揭露和认知(其虚幻和迷惑)。尼采的“上帝”是失败者和无能者的拐杖和救命稻草,其死亡意味着超人的登场和新文明的创建。他们两人都认为“上帝之死”代表着虚无主义崇高价值的坍塌。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上帝”则非常复杂,“上帝之死”代表着人们道德底线的坍塌。世俗化的上帝必死,但某种意义上的 “上帝”应当被保留下来,防止虚无主义的爆发。可见从马克思到尼采再到陀思妥耶夫斯基,哲人们对“上帝之死”的担忧态度是不断提升的。刘教授认为尼采的学说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思想应当互相启发,互相矫正。从现实意义上来说,激进割裂传统,只顾理性不顾德性的极端启蒙必然会导致严重问题,因此我们必须要重视挖掘和研究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深刻思想。

时卫国教授高度评价讲座:刘教授讲解通俗而非凡,让我们享受了一道哲学盛宴。通过尼采对“上帝之死”的积极理解和陀思妥耶夫斯基对“上帝之死”的消极理解,将我们带入哲学思考的境界,对我们探索和理解多元世界具有重要意义。对刘教授的精彩演讲表示由衷地感谢。

山东大学教授、澳门科技大学教授盛玉麒也高度评价:讲座令我深受启发,之前很少接触尼采等人的哲学,中国人从来都没有信仰过上帝,但我们的信仰始终存在,其中很大一部分来自于民族文化与传统文化,而传统文化中的概念,比如“德”和“规矩”也应将其上升到哲学层面去理解。

黑龙江大学教授、日语写作中心主任高芃表示:听了讲座,受益匪浅。陀思妥耶夫斯基对道德底线和价值底线的探究,值得我们深思。当今的年轻人惯于接受“文化快餐”,而缺少对文学名著的阅读,对此也要反思。这种思考能力的培养和提高,会给我们的人生方向带来深刻的变化。

齐鲁工业大学long8唯一官方网站特聘教授、文学博士闫先会表示:讲座让我浮想联翩,许多作家都受到陀思妥耶夫斯基作品的影响。我本认为陀思妥耶夫斯基与尼采无任何交集,但后来得知尼采也读过《地下室手记》,且对该书评价颇高,两人具有一定的相通之处。

日本大学特聘教授、东日本汉语教师协会会长吴川指出:日本很早就翻译了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自己并不关注其作品中宗教的内容,反而认为读懂其作品就是对自身的救赎。《罪与罚》《克拉马佐夫兄弟》等作品,都揭示了人既是加害者又是受害者的双重困境。

鹿儿岛国际大学教授、研究生院院长战庆胜高度评价讲座:哲学与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比如我个人研究领域中的语用学一词,其实就源于哲学。哲学在我们的生活中如灯塔一般存在,日常生活中也经常会用到哲学。认真学习哲学,必将为我们的生活带来很大的作用。

武汉大学阳明学研究中心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欧阳祯人评价道:尼采和陀思妥耶夫斯基都对中国思想界和文学界产生过深远影响,长期以来人们也有误解,像刘教授这样进行此类哲学探究,感觉非常难得。尼采的学说让我联想到王阳明,尼采、陀思妥耶夫斯基、王阳明的思想都应受到我们的崇敬。

讲座进入交流阶段,大家各抒己见、热情高涨、言者、闻者都沉浸在分享哲学思想的喜悦之中,流连忘返。最后,时教授做简要总结,讲座在一片赞誉声中圆满落幕。


讲座专家介绍:

刘森林,山东大学特聘教授,哲学博士,山东省泰山学者特聘教授,现任山东大学哲学与社会发展学院院长。先后毕业于山东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和中山大学,曾在法兰克福大学从事合作研究。主要研究历史唯物主义、社会政治哲学和西方马克思主义。现任教育部哲学教学指导委员会委员、中国辩证唯物主义学会副会长、中国应用哲学学会副会长、山东省哲学学会常务副会长等。承担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重点项目多项,发表学术论文160余篇,出版《物与无》《现代性的多层反思》《实践的逻辑》《追寻主体》《辩证法的社会空间》《发展哲学引论》等专著7部,主编“马克思与西方传统”、“虚无主义译丛”等系列丛书,先后荣获全国百篇优秀博士论文奖、霍英东青年教师奖、五次中国高校人文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及三次山东省、广东省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等奖项,2011年被评为“第六届中山大学十佳教学名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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